1941年的延安，比以往時候更加艱難。

　　國民黨發(fā)動“皖南事變”后，停發(fā)了八路軍和新四軍軍餉，并對陜甘寧邊區(qū)實施經濟封鎖。加之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和自然災害，延安革命根據地的生存條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毛澤東形容當時的困難時說：“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，沒有油吃，沒有紙，沒有菜，戰(zhàn)士沒有鞋襪，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。”朱德說：“幾月來未發(fā)一文零用，各機關、學校、軍隊幾乎斷炊。”

　　沒有飯吃，就開荒種地；沒有衣穿，就紡線織布；沒有房住，就開窯洞；沒有日常生活用品，就自己生產……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開展起來。

　　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、帶頭生產，毛澤東在所住窯洞下方，開墾出一塊菜地，朱德開墾菜地三畝，任弼時、周恩來成為遠近聞名的紡線高手。“一把鋤頭一支槍，生產自給保衛(wèi)黨中央！”八路軍第359旅肩挎鋼槍、手握镢頭來到南泥灣，將沒有人煙的荒山開辟成“陜北的好江南”。各類機關、學校、軍隊都在陜甘寧邊區(qū)通過開墾荒地、多種經營生產自救。

　　據統(tǒng)計，1941年邊區(qū)糧食產量只有45.6萬石，1943年達到181.2萬石，1944年又增至200萬石，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并有結余。

　　1943年春，毛澤東揮筆為陜甘寧邊區(qū)工農業(yè)生產成績展覽會寫下著名題詞：“自己動手，豐衣足食”。大生產運動，成為中國共產黨人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的生動寫照。

　　我們黨靠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起家。艱苦奮斗是我們黨的政治本色和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。井岡山時期，面對國民黨軍隊反復進攻和嚴密封鎖，黨領導人民不畏強敵、不畏艱難，開辟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。中央蘇區(qū)時期，中央機關領導“每天節(jié)約二兩米，使前方紅軍吃飽飯，好打勝仗”，群眾傳唱“蘇區(qū)干部好作風，自帶干糧去辦公；日著草鞋干革命，夜走山路訪貧農”。新中國成立之初，面對來自經濟、軍事、外交等方面的種種考驗，黨采取一系列政策舉措，讓新生政權站穩(wěn)了腳跟。改革開放后，黨帶領人民披荊斬棘、砥礪奮進，從開啟新時期到跨入新世紀，再到進入新時代，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、氣壯山河的奮斗贊歌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人民不畏艱險、艱苦奮斗，穩(wěn)經濟、促發(fā)展，戰(zhàn)貧困、建小康，應變局、化危機，攻克了一個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險阻，創(chuàng)造了一個個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間奇跡。中國共產黨百年櫛風沐雨、披荊斬棘，歷程何其艱辛又何其偉大！

　　“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”我們黨清醒認識到，無論發(fā)展到什么程度，艱苦奮斗的精神永遠不能丟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，毛澤東同志就提出“兩個務必”，告誡“務必使同志們繼續(xù)地保持謙虛、謹慎、不驕、不躁的作風，務必使同志們繼續(xù)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”。改革開放之初，鄧小平同志提出：“我們的國家越發(fā)展，越要抓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。”黨的十八大以來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永葆艱苦奮斗本色，指出：“能不能堅守艱苦奮斗精神，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(yè)興衰成敗的大事”，“不管條件如何變化，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的志氣不能丟”。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要求全黨同志牢記“三個務必”，強調“務必謙虛謹慎、艱苦奮斗”。

　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，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事業(yè)，前途光明，任重道遠，還有許多“雪山”“草地”需要跨越，許多“婁山關”“臘子口”需要征服。面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(zhàn)，堅持弘揚黨的光榮傳統(tǒng)和優(yōu)良作風，謙虛謹慎、艱苦奮斗，對于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、走好新的趕考之路具有重要意義。我們必須始終保持“趕考”的清醒和堅定，保持勝不驕、敗不餒的前進定力，砥礪艱苦奮斗的政治品格，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(tài)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(tài)破除前進道路上一切艱難險阻，一步一個腳印把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(yè)推向前進。（郭興）